《鄧小平時代》簡體版出版，訪談對象含大量高層人物傅高義：現(xiàn)在中國走的還是鄧小平的路

本報記者趙妍發(fā)自北京

在美國學界，或許沒有人比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Ezra F. Vogel）更有解釋中國崛起現(xiàn)象的雄心—至少在資源的利用上。利用工作之便，傅高義在幾十年里結(jié)識了大量中國高層官員，與他們中許多人的子女有師徒關(guān)系，并試圖理解他們的困境和挑戰(zhàn)。2000年從哈佛大學榮休后，當時年屆70的傅高義，接受了《華盛頓郵報》前駐外記者Don Oberdorfer的建議，撰寫一部鄧小平傳記，一寫便是十余年。

“我認為鄧小平特別重要，在20世紀的世界歷史中，他改變了自己的國家，他的歷史作用已經(jīng)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的領導人，我是這樣看的。”2013年伊始，這本《鄧小平時代》簡體中文版出版，作者本人出席了在北京三聯(lián)書店的新書發(fā)布會，而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位年過八旬的老學者去年11月分別在上海和香港作了有關(guān)“鄧小平與改革開放”的演講。

在習近平重走南巡路之后，他甚至開始調(diào)侃自己的新書《鄧小平時代》在大陸發(fā)行“趕上了好時候”，“現(xiàn)在中國主要走的是鄧小平的路，我以前這么看，現(xiàn)在也是這么看”。

“鄧小平是如何做到的”

與其說《鄧小平時代》是一本傳記，不如說是傅高義對“鄧小平”所屬的時代的分析。而用簡體版新書宣傳資料中的話概括，該書既有對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等人相互關(guān)系的細致解讀，又有對三中全會、權(quán)力過渡、中美建交、政改試水、經(jīng)濟特區(qū)、一國兩制、九二“南巡”等重大事件和決策的深入分析。

“我從2000年就開始為寫這本書做準備，我當時估計的時間是5年完成。”傅高義給時代周報記者介紹寫作的過程，“為了能夠讓自己在訪談中共高層領導人時普通話更流利，我請了一位中文老師，教了我一年中文。”

經(jīng)過了一年的停滯不前，傅高義決定“繞道”而行，從研究陳云下手。“對陳云的研究就花了我將近一年的時間。”傅高義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他的訪談對象里不僅有鄧小平的支持者，也有持不同意見者，“我希望聽到不同的聲音，其實早在這個項目開始前，我與他們也是朋友”。不過，他的訪談對象名單，更多地被一個個熟悉而陌生的名字占滿—有媒體評論，傅高義充分利用了中國的“關(guān)系學”。

“我見過鄧小平的小女兒毛毛，還有大女兒鄧琳；我與萬里的女兒和趙紫陽的女兒都有過長時間的交談；我也與胡耀邦的兩個兒子進行過研討；也見過陳毅和葉劍英的兒子，以及曾工作在葉劍英身邊的他的侄兒……”

據(jù)該書前言介紹，傅高義的訪談對象，包括中國的黨史專家、高干子女和在鄧小平手下工作過的干部（如江澤民、錢其琛、黃華、任仲夷、李銳等人）和深度參與那個時代的各界人物，曾與鄧小平有過接觸或者對鄧小平有特別認識的國外政界、學界人士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吳作棟和海外著名學者王賡武、鄭永年等，澳大利亞前總理羅伯特·霍克，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前駐華大使阿南惟茂，美國前總統(tǒng)吉米·卡特、前副總統(tǒng)蒙代爾、前國務卿基辛格、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斯考克羅夫特等。

他跟時代周報記者談論對鄧小平的評價。“我個人做了研究后發(fā)現(xiàn)，鄧小平的貢獻不僅僅在于他考慮了改革的事，其實其他很多人都考慮了—比如華國鋒—中國需要改革開放。但是如何領導工作，我覺得能夠處理好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認為鄧小平的作用，在于處理矛盾。他認識到了毛澤東很多后期的錯誤，那么應該如何改？很多人非常崇拜毛澤東，但是中國怎樣離開毛澤東的做法？我覺得這個工作的確很難。還有很多人喜歡原先走的那條路，包括公社化，但鄧小平覺得那條路應該改變，應該讓市場的作用發(fā)揮到最大。”傅高義說。

“鄧小平曾遇到Tip ONeill（已故的民主黨眾議院前議長），Tip跟他講白宮與議會發(fā)生爭執(zhí)的事。鄧小平聽得非常開心，還邀請Tip到中國來。不過同時他也告訴Tip，這樣的爭執(zhí)在中國不會發(fā)生。”傅高義說，“他并不希望資本家擁有政治權(quán)力。他更希望一些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走在市場經(jīng)濟的前端，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確應該被稱為是市場經(jīng)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經(jīng)濟。”

“20世紀的歷史上，難道還有人比鄧小平更大范圍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嗎？”“在20世紀的領導人中，難道還有其他人比鄧小平在世界歷史上更具有持續(xù)的影響力嗎？”這兩個反問句以結(jié)論的形式被傅高義寫在了《鄧小平時代》中，而他所做的更多是對“鄧小平是如何做到的”的回答。

褒揚與爭論

這本《鄧小平時代》2011年在歐美一經(jīng)出版后，也因為“過度褒揚”的姿態(tài)而引來了諸多學者、主流媒體的“批判”，不過社會學家出身的傅高義應該“習以為常”—批判本來就是社會科學界的慣例，而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卡爾·馬克思。

最嚴厲的批判來自于當代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新左派理論家和政論家佩里·安德森。在發(fā)表于《倫敦書評》上題為“Sino-Americana”的書評中，佩里·安德森將《鄧小平時代》稱為“毫不臉紅的奉承”之作。

“有一部分關(guān)于中國的作品以美國為參考系寫作，一般來說，作者專職或兼職地為國家工作，他們的問題是，‘中國，對我們來說有什么意義？’傅高義曾在克林頓治下的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做專門任命工作，他稱CIA為保證不出現(xiàn)泄密，審閱了他的鄧小平一書，他在哈佛教書，該校�？�稱這本書為其輝煌學術(shù)工作的封頂石……該書在兩個層面存在問題：首先是850頁的篇幅，作者想讓一般讀者接受，但過于絮叨細節(jié)無論賣出多少本也不會有幾人真正閱讀；其次既是傳記，需要歷史想像力，傅高義從訓練到思考卻都是社會學者方式，而他個性又喜褒揚，寫過《日本第一》，在1979年吹捧日本，日本泡沫破碎后繼續(xù)稱贊韓國樸正熙為20世紀成功現(xiàn)代化其國家的最杰出的四大國家領導人之一。”佩里·安德森在開頭這樣評價，并隨后就書中各個細節(jié)進行了討論。

前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也為英國《金融時報》撰寫書評，他認為“傅高義這部厚重的傳記, 寫得很有敘事技巧, 富有高超學術(shù)水準，闡明了應當對鄧小平更崇敬的理由……本書并非充滿溢美之詞，但某些段落讀來確有幾分像是授權(quán)的傳記。書中或會提及鄧小平的缺點，但給出的總體評價中，展示其瑕疵時卻是手下留情……傅高義有力地闡述了這樣一個觀點：因鄧小平而得以脫離貧困的人數(shù)，比歷史上任何人都要多，為此他應該得到嘉許。”

較為中立的評價中，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名譽退休教授、政治學家理查德·鮑姆認為，對鄧小平的領導和上世紀70年代中國的內(nèi)部權(quán)力斗爭，該書提供了大量新資料。但是，那些成果被一些章節(jié)淡化了，讀起來像是“唱了一首毫無批判性的贊歌”。而其他評論則有“一些內(nèi)容讀起來像是來自中共中央的材料”等。

即便非議種種，《鄧小平時代》出版繁體版后，便在大陸掀起閱讀熱潮。據(jù)傅高義中文版權(quán)代理甘琦透露，國內(nèi)競爭該書簡體版權(quán)的出版社最初達30余家。“我們按國際出版業(yè)的慣例，以內(nèi)容分析和營銷策劃案為依據(jù)，選定了五家進入終選的出版社。最后入選的兩家由傅高義親自在香港見面定奪，競爭可說激烈。”甘琦說。不過無論是她，還是傅高義本人，均未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另一家進入終選的出版社情況。

據(jù)三聯(lián)書店方面稱，他們的目標是發(fā)行100萬冊，而在新書發(fā)布會現(xiàn)場，新華社記者直接將該書“定義”為2013年最暢銷書，盡管尚在新年伊始。不過有意思的是，《鄧小平時代》翻譯者、山東大學教授馮克利卻在傅高義國家圖書館講座現(xiàn)場的“點評”環(huán)節(jié)，提出了一個疑問：“為何研究中國的東西，在大陸總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jīng)呢？”

“批評我的人沒有詳細看書”

本報記者趙妍發(fā)自北京

《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傅高義，2000年已經(jīng)從哈佛大學榮休，如今依然住在離哈佛校園不遠的地方。2013年伊始，《鄧小平時代》在中國大陸出版簡體版，傅高義在北京接受了時代周報記者專訪。作為一名社會學家，傅高義有別于他的前輩費正清從史料出發(fā)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方法是“與人談話”。所以他與時代周報記者分享了他與諸多中共高層及高干子弟的訪談經(jīng)歷，并回應了英文版《鄧小平時代》2011年出版后引發(fā)的諸多爭議，甚至試圖為新一屆領導人“出謀劃策”。

“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認為基本的思想是實事求是，按照實際情況來解決問題，要適合當時的需要。中國接下來應該怎么做？我想你們的領導人基本上已經(jīng)知道了，首先是需要法制。當下比起鄧小平的那個年代情況更復雜，所以腐敗問題比上世紀80年代多得多；然后是透明度問題，我聽說現(xiàn)在中國能上網(wǎng)的人已經(jīng)達到5億，所以如果宣傳部門做的還是太狹隘，大家都不會同意。宣傳部門應該把門檻降低，給記者多一些自由。”不過這位“中國通”話鋒一轉(zhuǎn)，緊接著表示，“其實透明度的問題，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國，都不是完全透明的。當然也不能亂講話，如果亂說話的話，那是不行的。我說的是要給記者多一點自由，但也要有限度。”

“我不要求了解什么秘密”

時代周報：你在寫作《鄧小平時代》之前，采訪了許多人，比如鄧小平的女兒鄧蓉、萬里的女兒、趙紫陽的女兒等。你是如何做到的？

傅高義：我認識鄧蓉是因為我參加過一個代表團，在北京的時候我見到了她。這個代表團是蘭普頓做美中關(guān)系全國委員會主席的時候組織的。他把鄧蓉邀請過來，但當時我們只是認識。后來鄧蓉的女兒從Wellesley College畢業(yè)，她也來到了波士頓。我就給鄧蓉寫信，說哈佛想邀請她與研究中國問題的教授們一起吃飯，她就來了。就因為這樣我們有了聯(lián)系，所以后來我研究鄧小平給她打電話，問能不能請她談談父親，她也同意了。

我能訪問到趙紫陽的親屬，是因為趙的孫女在哈佛大學商學院學習，我也見過她的母親Margaret Ren，她是搞美術(shù)的。正好我有一個美國朋友Freda Murck也在北京搞美術(shù)，所以我就問他能否做個中間人介紹我們認識。Margaret Ren在她女兒從哈佛畢業(yè)的時候，過來跟我做了一次訪談。而我能訪問到萬里的女兒，是因為一位美國的朋友與他們夫婦十分相熟，也是經(jīng)人介紹。

我覺得很多中國父母都很喜歡哈佛大學，所以如果以哈佛大學的名義邀請他們，他們大多會接受，我并不覺得奇怪。他們也想了解研究中國的美國人，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另外一點可能是我本來也不是為了什么目的，我也是想交朋友。為了寫《鄧小平時代》這本書，訪談之前我做了很多準備，了解他們的背景，搞清楚什么問題他們能夠回答。我并不要求了解什么秘密，所以這可能比較有利。

時代周報：你也與江澤民做過一次訪談。那是怎樣的“機緣巧合”？

傅高義：我以前在北京見過江澤民，那是1996年帶領團訪華，我代表大家向他提問，討論了一些問題……那時候知道他要訪美，我就向中國方面表示，如果江澤民想到哈佛，我可以幫助安排。中國大使館有幾位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后來就和我商議具體安排。1997年江澤民訪美，在哈佛演講就是我從中安排和協(xié)助。哈佛那次演講非常成功，最后江澤民在現(xiàn)場還回答了兩三個問題，答得很不錯。此后我又在北京見到江澤民幾次，所以在寫作《鄧小平時代》的時候，江澤民也跟我談了他對鄧小平的看法。

時代周報：你對他作為鄧小平的繼任者怎么評價？

傅高義：我覺得江澤民在1989年之后能夠讓中國繼續(xù)保持開放姿態(tài)這一點上做得非常不錯。江澤民非常有幽默感，并且致力于改革開放。

“我是客觀分析”

時代周報：這本書花費了你大量時間和精力，用了整整十年。會不會因此對于一個人物有了感情，從而影響了你的判斷？《鄧小平時代》在2011年英文版出版后，西方媒體和學界對你在書中表達的對鄧小平的態(tài)度和判斷有一些批評的聲音，比較嚴厲的。你怎么看？

傅高義：我覺得自己應該是客觀的分析，搞清楚他為什么這么想，同時客觀分析他的作用和對社會的影響。對于一些曾經(jīng)生活在北京的記者和其他人來說，他們或許有一些負面的感受，我可以理解，但他們很明顯沒有好好看書。我知道有知識分子認為我應該更有評判性，但那些認真看過我的書的人說，我對鄧小平的想法和行為有著清晰的了解，并且用非常中立的態(tài)度講述這些。我確實沒有作出道德判斷，我作為一個研究者，認為不應該評價是好還是壞，而是應該試圖去了解他想了什么，做了什么，有些什么影響，以及其他在中國的人如何看待他。他為什么這樣做，才是我有責任解釋的問題。

時代周報：鄧小平前65年的生活在你的書中所占篇幅非常少。佩里·安德森在《倫敦書評》上批評，認為“在近900頁的書中，只有30頁敘述了鄧小平前65年的生活，這樣一來，人物就完全失去了歷史背景”，你怎么回應？

傅高義：關(guān)于前面65年寫得這么少，我覺得一本書不要太長了，應該有一本，不要有兩本。最重要的就是改革開放，所以前65年，我想把最重要的影響到他改革開放那個時期的工作背景寫出來，讓讀者了解。雖然我寫得比較少，但是我用的時間的確很多。我開始寫了200頁，后來是60頁左右。開始寫了200頁，哈佛大學出版社說如果包含這么多事情的話，沒有辦法在一本書里面寫好。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改革開放，也是為了美國人了解現(xiàn)代中國。我為什么覺得改革開放時期對美國人是非常重要的，為了讓他們了解中國。到現(xiàn)在的影響很大，為了了解現(xiàn)在中國的做法，為了了解改革開放的做法，那是非常重要的。

關(guān)于佩里·安德森的評論。我認為，寫我那本書的書評人很多沒有詳細看書，我認為這么厚的書，記者、學者也要做很多工作，他沒有時間看完，他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利用這個書評表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為了好好看書。所以我認為，佩里·安德森是沒有讀完的，他屬于這一類。

時代周報：大陸引進的簡體版刪掉了一些內(nèi)容。刪節(jié)后是否會影響讀者對該書的整體把握？

傅高義：我最初到中國的時候，覺得中國能說話、能出版的空間、范圍太小了。我看了30年，覺得已經(jīng)有很大的進步。當然我們美國人會認為，你們應該跟我們一樣，應該是把英文版全本翻譯出版，但中國的確還沒有到那個地步。依我看來，以中國現(xiàn)在能說話的范圍內(nèi)，三聯(lián)已經(jīng)十分利用了這個機會。我的基本意思，也在簡體版全部體現(xiàn)了。而有些事情，那可以看香港版。但我還是要強調(diào)，我的研究基本都包含在三聯(lián)版里，他們非常努力，應該感謝他們。